为什么“作恶”的总是大公司？？

5.6空姐遇害案之后，滴滴的产品控制力似乎直线下降，骚扰、性侵等一连串负开发者_JAVA技巧面接连爆出，这很让人费解，因为按照正常逻辑，内部已经拉响一级警报的滴滴理应更小心才对，为什么司机老惹事，平台就是管不住？

这实际上涉及三个重要问题:

1.大公司无论做什么都有重叠效果。

2.互联网时代，产品有界限，没有责任。

3.谁告诉你，大公司一定会死羊补充监狱，知错一定会改变？

大风险到底在哪里？

通常，大公司具有完善的体系，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技术支持，应该更安全，其实这只是提高容错率，不能避免错误。

比较民间航空界的两种明星机型，波音737和英法合作的协和飞机。

1.波音737是史上最成功的中短距离狭窄客机之一，价格合理，经济省油，维护成本低，世界总订单达到1.5万架，是国内城际航线的理想选择

2.协和是世界上唯一的两种超音速客机之一(另一种是前苏联的图144)，堆积了当时罕见的大量高科技，1996年从伦敦直达纽约仅2小时52分59秒，创造了民间航班的世界纪录，服务体验更一流，每个乘客都可以享受香槟，餐具是英国宝品牌韦精致的生产

但两款机型的安全记录呢：

1.截止2015年，波音737总共有47起死亡事故，协和只有1起（2003年已经退役），看到这个数字，大家肯定举手了，准备投协和一票，但我再告诉你另一组数据。

2.波音737共执飞7600万航班，协和只有8万，折算下来，波音737平均每百万航班死亡事故0.62次，协和高达12.5次。

更安全？

如果我们简单地比较的话，波音737是DDT快车、顺风车，协和飞机相当于DDT专车或者认为更安全的其他移动方式。

快车和顺风车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无非是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不愿意承受传统出租车的低效率和垄断经营模式，他们更喜欢技术化、共享化、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所以快车和顺风车以零门槛的方式组织社会化运力抢占需求。

至少当时，公众支持DDT挑战传统势力。结果，开放的平台调动了空闲的社会资源，满足了更多的需求，看起来是双赢的选择，但DDT打破了业界原有生态获得的流量和订单必然释放了更多的风险。每天订购2000万日元的DDT享受成为大公司的必然代价，大部分网络预约的负面事件都与之有关。这就像每次空难，大概率与波音和空客有关。

协和飞机大力控制风险，提高体验，DDT专用车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本质上不是消除风险，而是降低了平台、乘客和司机的成本。

更小众的定位、更精密的技术、更昂贵的价格、更高的准入门槛不必阻止悲剧的发生，根据墨菲的法则，应该发生的坏事总是发生，就像24年安全飞行的协和被灾难打倒一样黯然失色。

这个世界上有安全、体验、便宜的服务吗？

可惜，这个真的没有。

大公司的原罪是，垄断大部分市场份额，取得最多的订单，满足大多数用户，展开大事件的概率也很高无论是Uber和DDT的伤害事件，还是Airbnb上被不良租赁人折磨的住宅主，星巴克的强度，海底捞厨师的老鼠。

产品有边界，责任没有

大公司每次作恶，舆论反馈上都有愤怒加成，因为有共鸣的人太多，情绪宣泄必然集中而猛烈。

在一连串负面事件中，滴滴作为平台面临着丝毫不亚于犯罪嫌疑人的口诛笔伐，甚至还有了更为具体的责任人：产品经理和数据工程师，所有指控集于一点：滴滴的产品和大数据是不是在诱导犯罪。

很多人觉得滴滴平台上的乘客标签诸如颜值爆表、知性美女、声音甜美、气质优雅等等激发了个别人的兽欲，在如何安全运用数据方面，滴滴确实存在着无法洗白的错误，自作孽不可活，但这个逻辑并不是双向可逆、随时成立的。

兽欲是一些不雅的发言，实际上弹幕和投稿随处可见，至少我所属的微信群中空姐眼前明亮的人也不少，大家只是口头上瘾，没有失去理智，所以大家都想象狼

从设计开始就没有任何产品作为防犯用户，所有网络产品经理(包括DDT)的工作都以服务心理正常的普通人为目标，既没有把用户视为技术高手，也没有看到私人白，也没有被视为潜在的危险源

互联网时代的产品嵌入社交共享基因是不可避免的，DDT产品经理只是完成了规定动作，但在更广泛的社会视角下，动物无害的代码农也成为嫌疑犯的共犯。

此外，加强审查和监视并不像很多人认为那样有效。因为不能认为乘客和司机的嘲笑(即使不合适)是违法的，所以在2016年浙江嘉兴有杀害DDT女司机的机会。如果系统认为乘客称赞美女，有野兽欲望，是潜在的罪犯，拒绝提供服务，你觉得怎么样？

网络创新发展到今天为止，为什么会一定的口碑逆转？

因为绝大部分互联网巨头都有着多重身份，既是科技公司，又是媒体平台，还是金融企业，掌握着大量底层数据，所以在使命和定位上也充斥着自我矛盾：科技公司希望技术改变一切，媒体平台关注眼球胜过一切，而金融业务要求的是绝对安全。

谷歌最早提出Don't be evil的企业文化，经常被理解为Do no evil（不作恶），包括谷歌员工在内的多数人将之解读为不让铜臭腐蚀创新的灵魂，然而始作俑者Paul Buchheit的本意，其实是对谷歌拥有的力量感到恐惧，发现了过度深入用户生活场景之后的潜在危险，试图在精神层面保持一定的道德洁癖，但不作恶的谷歌也不断在垄断指控、性别歧视、恶意插件、欺骗广告等丑闻中挣扎。

今天的互联网巨头习惯了精分多个角色，也就必然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认知所包围，公众情绪从来都是结果导向的。

越是大公司，越没有知错必改、亡羊补牢的能力

很多人总是高估大公司的能力，觉得只要真正重视起来，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其实越是大公司越是缺乏这种执行力。

傅盛总结过，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首先选择战略方向，一般来说是寻找正确的风口，其次是不断改善和修正大方向，随时准备切换课程，最后把所有的钱、资源和人脉都押在上面，Alll

也就是说，互联网公司通常不会花太多力气组织实体服务水平的流程优化，除开思索战略方向和商业模式外，他们只关心速度和规模。

这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企业中枢神经对业务本质有清晰的认知，但终端触角完全感觉不到，只是本能行动，马化腾在投资差评事件中反感自责，以前不知道这个CASE

马化腾有抗议的雅量，腾讯不一定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大公司的组织体系依赖惯性推进，所以每个神经末梢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履行使命。

DDT产品经理为了提高活跃度，无意识地引进社交交流的短视频平台将流量分配给挑战道德底限的内容腾讯TOPIC推测了对抗今天顶级的需求，因此投资评价不好。

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互联网经济正进入集中病发期。

最近，知名的互联网备份工具Wayback Machine通过对比4月21日和5月4日谷歌官网上的内容，发现著名的不作恶条款已被悄悄删除，代之以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的全新表述。

这家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公司，在互联网深入介入社会生活的今天，不作恶的客观可能性几乎为零，正确的事情可能是更现实的主观表现。

米歇尔发酵有一本新书叫做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用黑鸟比喻小概率的偶发事件，用灰犀牛比喻大概率危机。

很多人认为大公司的宣传能力越来越差。真正威胁这些大公司的不是突然出现的黑鸟，而是意外的灰犀牛。

这是所有大公司的首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