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代表委员访谈②丨刘世锦：实现2035远景目标要增速更要质量？

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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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速稳定增长期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新场景。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应被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又一重要战略。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速，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增长质量。

中国经济会稳定在中速增长平台上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2020年后中国在刘世锦：,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5%-6%。中国经济将稳定在5%-6%的中速增长平台上，这可能会持续10年左右。这一前景反映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我建议2021年可以采用以就业指数为起点，以GDP指数为终点的指标体系。稳定增长就是稳定就业。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人数指标尚未形成统一的城乡就业状况指标。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只要我们高度重视，努力跟踪疫情，就有可能形成全面、客观、及时反映城乡就业真实状况的数据，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依据。

此外，可以采用一些反映新发展理念的全球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等。GDP指数还是需要的，是反映经济总量增长的普适性指数，但要有预期性、结果导向性、后导向性，不再作为居高临下的指数。如果上述指标在正常或良好范围内，则GDP增速合适。

中国经济放缓和增长阶段的转变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更广泛的历史经验支持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等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经过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美元(按麦迪逊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时，也不例外出现减速，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这种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增长率下降到4%左右；韩国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增长率下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抓住了当时信息产业的发展机遇，增长率保持在5%-6%。

中速稳定增长期是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新景象。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对于过去习惯于10%左右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5%左右的中速增长似乎“唾手可得”。近年来，中国经济提供了全球近30%的增长，其规模相当于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总量。从数据来看，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降低，但实际规模高于之前。

应当把中等收入群体

倍增作为重要战略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如何挖掘中速稳定增长期的增长动能？

刘世锦：在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势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互补增长和升级增长。所谓互补增长，是指低收入阶层追赶中高收入阶层所带动的增长。这就引出了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标准，是指一家三口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亿。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又一重要战略，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应在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从目前的4亿增加到8-9亿，占总人口的60%以上。

低收入群体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增长来源。通过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缩小与中高收入阶层的差距，释放的需求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匹配过剩状态下的现有产能。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才能形成更加稳定的社会结构。拉美和东亚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表明，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过大往往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混乱的原因。近年来，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情况表明，即使我们进入高收入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停滞，仍有可能催生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极端主义。

改革措施所激发的增长动能效率更高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刘世锦：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经济内部问题导致的下滑明显不同。短期经济政策应该对症下药，侧重于复苏、救助和风险规避。复苏就是恢复被疫情中断的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救助是帮助那些处境困难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规避风险就是要防范和控制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可能引发的风险，防止旧矛盾引发新问题。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业流通和经济秩序，重点是把受影响最大的服务业转起来。

货币政策应该关注两个目标：经济运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适度降低融资成本。's央行最近采取了各种措施

多有效措施，下一步有较大的政策空间。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财政政策应致力于纾困，通过减免税费降低中小企业的固定成本，对疫情冲击大的群体、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无工作即无收入的人群，可以采取直接发放货币补贴的方式。以往遇到经济下滑，习惯的做法是政府做基建，以提振需求，但传统刺激办法对于恢复、救助的针对性并不强，通过增加负债建设基建项目，会加大地方政府已有的债务风险，并非避险。

相对于短期刺激政策，改革通常被认为是慢变量。但事实证明，在特定时期，与发展方向契合的改革措施也可以成为快变量，改革措施所激发的增长动能不仅体量更大，而且效率更高、可持续性更强。可以考虑推出建设都市圈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比如，在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尽早公布，起到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作用。开工建设一批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制定规划，着手分期建设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推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下乡养老社区建设试点。引导、鼓励核心城市内相关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疏解至都市圈低成本区域，通过产业集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专业化小镇。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和若干发展潜力大的省会城市作为都市圈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据初步估算，都市圈建设每年能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重要的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

要注重提升质量

中国经济时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您认为，哪些措施有利于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

刘世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长质量。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部分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从潜在增长率看，这一时期平均增速达到4.7%难度很大，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

日本、德国等二战以后的发展经历表明，一段时期内与先行者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贡献。我们的研究团队初步测算，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PWT9.1数据库资料，2019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2011年为不变价）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的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

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累计增长99.6%；日元对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5.1%，累计升值幅度为1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GDP增长来看，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从1971年到1987年的1开发者_运维技巧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累计增长43.2%；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4.3%，累计升值幅度为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远大于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中国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合理的汇率升值，加上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长率，2035年的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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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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