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已》大结局遭吐槽：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过好这一生？？

103010这部剧有多受欢迎，阿信不用再介绍了。看看每天的热搜次数就知道了。

昨天，期待已久的大结局上映了。女主之一的最终与丈夫离婚，出国，钟与复婚。但也有网友疯狂发声，说结局不好。

剧中有三个30岁的女人，她们贯穿了各个阶层：已婚有教养的富婆，已婚无子女的上海本地人，未婚的上海漂泊者。

奢侈品导购员王曼妮一个人在上海工作了8年，没车没房。她一个月收入15000，房租8500。每天努力工作，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

什么是更好的生活？

王曼妮的目标是过富婆顾佳的生活。

顾佳，毕业于名校，有一个双重业务的网上业务，“你得到了大厅下的厨房”。丈夫和女儿如鱼得水，事业可以原地反击。在成功把老公从烟花程序员变成公司老板后，她成了全职太太，堪称“完美女人”的代言人。

老婆的生活可以天天在家“葛优躺”吗？当然不是，剧中的顾佳还要帮老公，带儿子，严格管理身体，亲手撕小三。

更何况傅太太圈子里的鄙视链真的能把人活活吃了。

背上有5万元的香奈儿将从照片中被剪掉。如果你深情地把包放在椅子上，你会被嘲笑。

咬着牙，20多万的限量版爱马仕，勉强能拥有一张傅太太圈子的门票。

本质上，顾佳的焦虑代表了大多数新富阶层的焦虑。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钟，虽然她并不缺钱，但她没有丈夫的尊重，工作混日子，过着非常卑微的生活。

那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生活呢？过上好日子要花多少钱？

什么是好的生活？

在回答上面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经典论断。1930年，在《三十而已》号文章中，他预言：

100年后，一个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比现在高4~8倍。人们可以通过每天工作3小时来满足所有的物质需求，人们将利用他们丰富的闲暇时间过上明智、幸福和满意的生活。

凯恩斯

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现在，凯恩斯说了100年后的2030年即将来临，经济学家们又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

毕竟谁不想过凯恩斯预言的美好生活呢！

比如《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率先讨论凯恩斯预言的美好生活。他们列出了美好生活的七个基本要素，即健康、安全、尊重、个性、与自然和谐相处、友谊和休闲。

他认为拥有所有这些要素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一种元素的缺乏不能被另一种元素的丰富所抵消。

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有多成功，如果缺乏健康、休闲等基本要素，就无法过上好日子。

毫无疑问，这七个基本要素的主要经济保障是财产。

顾佳，一个富有的妻子，住在数以千计的豪宅里。在上海这样土地稀缺的城市，可以说她已经拥有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财富。

因此，顾佳夫妇的净资产被网友估计为1500-1800万。

房子月供10万左右，两夫妻年收入200-300万。这种新钱水平，和上海的顶级女士圈真的差远了。

看看王曼妮，一个在上海努力工作的单身女人。她是一家奢侈品店的高级销售员，已经签了几百万的订单。按理说，她的收入应该相当高。

但实际上，她的工资是15000元，房租8500元，每个月还要给家里钱，所以尽管她很努力，手里的钱还是短缺。

直到我在渣男遇到梁正贤，经济形势才略有好转。人脉很广的网友也算出来了。梁正贤花了近百万美元给王曼妮送汽车、包包、珠宝，还出去玩。

但是顾佳和王曼妮过着理想而美好的生活吗？不一定。

根据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理论，美好生活的图景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休闲。

就算有钱，为什么没有闲暇？

在凯恩斯的预言中，人们现在每天最多只需要工作三个小时。

　　凯恩斯的预测，似乎是基于常识性的假设：每周工时将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收入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每一笔额外的收入会产生更少的额外满足。

　　用大白话解释就是，随着社会越发富足，人们越发倾向于拥有更多的闲暇，而非更多的收入。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每周工时将会逐渐减少，直到每小时收入增加的效用等于每小时闲暇增加的效用。

可扎心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90年过去了，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口增长了大约 1/3，在科学技术的飞速带动下，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人均收入确实增长了 4 倍，差不多达到了凯恩斯预言的水平，可人们的工作时间嘛，想想时不时就要引发热议的“996”和“过劳死”吧。

　　在如今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有才能但不富裕的人需要更加努力才能获得过去富裕阶层的社会地位。所以无数像王漫妮这样的人为了增加收入在拼命工作，拼命加班。

　　那么富裕阶层呢？

　　顾佳每天在上烘焙课、泰拳课、陶艺课、瑜伽课，看起来这些都不是有偿工作，这些是传说中的闲暇吗？

　　不是的！凯恩斯说了，闲暇是我们为闲暇而闲暇，而非为其他事情。比如为了谈生意而去打高尔夫，为了减肥而做瑜伽，这些就统统不是闲暇活动，而是一种工作。

　　判断闲暇的标准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外在的强迫。它接近马克思所说的非异化劳动，即“自由表现，因此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搬砖的打工一族在拼命奔跑，富人也不是躺着数钱，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富人的工时数明显增加了。

　　在凯恩斯时代，上层社会的人工作时间比底层要短很多，富人和贵族根本不为薪水工作，办公时间少得惊人。而如今，反而是低收入工人的工时数有所减少，而许多富人的工时数却大大增加了。

　　那些高薪人士愿意比过去工作更长的时间，也许并不是因为对工作的兴趣增加了，而是因为他们对收入越来越缺乏安全感，一旦停下来，可能会立马掉队。

所谓比你有钱的人，比你还努力。

　　真正的闲暇是什么？不存在的。

　　我们都在为“地位商品”买单

　　在《三十而已》里，率先冲上热搜的是“爱马仕包”。

　　别说，还真有经济学家研究过爱马仕包。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给“爱马仕包”这类寡头商品贴上了一个标签——“地位商品”，能否拥有它们并不取决于我们收入的绝对水平，而取决于我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

　　“地位商品”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不管社会整体富裕程度如何，它们永远属于最富有的人。因此，不管我们如何diss爱马仕包，为获得这些商品而展开的竞争永远都不会停止。

　　事实上，这种竞争还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加剧。

　　“地位商品”的存在，使凯恩斯希望中的人人都“获得满足”的愿景变得黯淡，因为大家不可能都住进最好的房子，开上最好的车子。

　　在凯恩斯生活的时代，大部分家庭支出都用在面包、住房、衣服、采暖和其他公共设施上，而竞争性消费只占总消费的很少一部分。如今，这种情况似乎被颠倒过来。

　　从某中意义上讲，家庭的大笔支出不是用在购买生活必需品上，而是用于购买能提高地位的商品，即使穷人也是如此。

　　对于什么是提高地位的商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有明确定义。

　　第一种是攀比商品，指的是因为其他人有所以我也想要的商品。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嫉妒心理，或者想和别人一样。这两种欲望在孩子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促使家长更努力地工作，以满足孩子的需求。

　　第二种是虚荣商品，指的是因为别人没有所以我想要的商品。虚荣商品迎合了人们对差异性、专属性和“与众不同”的欲望。它们不一定是最贵的，但能让它们的拥有者产生优越感。

　　就像顾佳后来花28万买的那只爱马仕kelly包，虽然价格跟200多万的喜马拉雅鳄鱼皮没法比，但胜在难买，所以才会出现剧中一群贵妇轮流捧着这只kelly包看。

　　兼具以上两种商品特点的是“凡勃伦物品”，这是以美国炫耀性消费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而命名的。

托斯丹·凡勃伦

　　人们之所以想拥有这种商品，是因为它们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这种昂贵，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为财富做广告。

　　凡勃伦物品的另一个作用是“炫耀效应”。众所周知，几乎所有明星/富人都喜欢奢侈品，价格越高，奢侈品就越具有专属性，能拥有者寥寥无几。

　　如果奢侈品价格下降，其需求可能也会下降。（现在知道为什么在今年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奢侈品大牌都在纷纷疯狂涨价了不？）

　　我们的工作不断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我们的欲望又不断加重我们的工作。

　　无处不在的广告从各个方面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安慰剂，以及对我们长时间的非理性工作的虚伪奖励。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说：

　　“上层社会失控的消费引发了一种奢侈品狂热情绪，它已经控制了我们所有人。”

　　借助跟风和凡勃伦效应，富人们偏爱的奢侈品价格拉动所有商品的价格走高，导致各阶层的人必须更努力地工作，而他们原本只需要向本阶层的人看齐。

　　黑格尔说：

　　“需求……不是由那些直接体验过它的人创造的，而是由那些试图以其谋利的人创造的。”

　　如今，我们面对的最大困境不是金钱，而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圃于不必要的欲望、加班工作、赚更多钱的循环中，有意或无意的，失去了探索更多边界的可能性。

　　《三十而已》的最后，顾佳离婚后带着儿子和爸爸去了茶园住下，钟晓芹靠着卖出的百万版权逆袭，而王漫妮挥别渣男，选择出国重新开始。

　　关于多少钱才能过上自己理想生活，每个人心中都不一样。

　　但我们对于金钱和美好生活的定义和期待，可能真的需要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