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单位都在基层找“存在感”？

澎湃新闻消息，某乡镇前11个月收文2615个，其中需要书记阅示的858个，平均每个工作日近4个；

某村疲于应付资料填报，11个月就用了5箱共40包约2万页打印纸，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近100页；

有些政务APP白天卡顿，干部只能半夜三更守着系统录入数据；

部分单位强调本部门、本行业工作的重要性，都在基层找“存在感”，都希望基层多来对接汇报，都热衷于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有些部门单位滥用绩效考核“指挥棒”，把“纳入年底绩效考核”作为“尚方宝剑”，使得基层对于部门下达的任何工作都不敢怠慢……

据湖南常德市社科联网站10月28日消息，《负担在基层 根子在上面 减负需联动——关于深入推进基层减负的调研报告》已挂网公开。2023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由常德市桃源县委办牵头，从县政府办、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抽调人员，组建基层减负工作专班，深入乡村两级开展调研。调研报告结合相关案例，细数了基层反映的文山会海、多头报送、打卡留痕等“八座大山”，并呼吁减负降压须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细化制度等。

“八座大山”

报告提到，专班成员通过现场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桃源全县28个乡镇开展了调研，其中重点选取5个乡镇、19个村开展了“解剖麻雀”式调研，听取了两级书记的情况介绍、对策建议。

从调研情况来看，基层负担问题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基层表现突出、干部反映强烈的主要有“八座大山。

一是“文山会海”反弹回潮、隐形变异。虽然“两办”对文件会议进行了总量管控、严格把关，但通过调研发现，文件方面，相关部门存在不发“红头”发“白头”，不发正式文件发便函等现象，文件数量依然较多。据某某乡镇初步统计：2023年1-11月通过协同平台收文2615个，其中需要书记阅示的858个，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近4个；还有部分单位统筹协调不够、文件反复修改，导致一文多发现象。比如，2023年9月15日，县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开展“两节”前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县文旅广体局又转发《关于开展“两节”前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12月7日，县市场监管局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开展岁末年初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后两次均备注“以此份为准”。

会议方面，虽然全县性会议有所下降，但相关县级领导和行业部门召开的协调会、调度会较为普遍。据某某乡镇不完全统计，2023年1-11月，收到上级会议通知约470个，其中需要书记参加的约180次，几乎每个工作日都需要安排时间参加上级会议。

二是资料台账重复下达、多头报送。一方面，部门间统筹联动不够，同样内容、不同格式的资料需要基层多头报送。调研报告提到，比如，据某某乡镇反映，针对消防安全工作，应急、商务、文旅、民政等多个科局均要求开展检查、报送资料；针对防溺水工作，教育、妇联、团县委均要求报送包保台账，内容相差无几；针对自建房方面，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农村房屋安全系统”“湖南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管理平台”均要求录入资料，需重复上户采集。

另一方面，大部分总结、台账、表册等资料既要交电子档、又要交领导签字盖章纸质档，部分偏远乡镇往返县城耗时耗财，有的偏远乡镇往返县城需要半天时间。再一方面，部分资料填报量大、要求时间紧，有些甚至上午发通知，下午就要求报送，还有部分台账的格式要求多次更改，基层疲于应付。比如，据某某乡镇反映，2023年12月7日上午接到县消防大队通知，当天下午4点前就要求报送今冬明春消防工作相关资料，并将资料报送情况与考核挂钩；据某某乡镇反映，县乡村振兴局《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工作台账》前后修改6个版本；据某某乡镇某某村支部书记反映，2023年前11个月，就用了约5箱共40包约2万页打印纸，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近100页。

三是督导检查改头换面、应接不暇。虽然“两办”督查室明确要求督查检查事项提前报备、纳入计划，各单位不得擅自开展，但相关部门以调研、指导、督导等名义到乡镇开展工作检查的情况依然偏多，有时就算工作很忙，为了不“得罪”领导，也只能挤出时间陪同，耗费大量精力。据侧面了解，某某乡镇一天之内先后迎接农业、乡村振兴、安委会等3个部门前来开展检查、调研等活动，县农业农村局粮油站和经作站、乡村振兴局督导迎省检和改厕验收均是同一天不同工作分两批前来。此外，在文明创建、乡村振兴等任务集中期，由于上级调研督导多，陪同任务更重，甚至连班子会都开不齐。

四是打卡留痕摆拍作秀、群众反感。通过调研发现，许多工作都需要现场拍照留痕作为迎检资料，不仅耗费精力，而且很容易引发群众反感。比如，文明实践、平安建设等多项工作都要求干部身穿红马甲在街头、路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而由于精力有限，有些只能走马观花，部分群众觉得“干部一天到晚没事干，穿着马甲在街上晃悠”。其中，在文明实践工作中，乡镇实践所、村实践站每月必须开展理论宣讲、市民教育、健身活动、文艺活动、科普宣传5大类文明实践活动各1次以上，且均需拍图留痕；在综治工作中，要求网格员一日一巡查，并对发现的问题上传照片。再比如，开展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检查工作量较大，需要到辖区每家加油站、鞭炮店、酒店餐馆现场察看，往往拍几张照片、看几本台账就了事，“赶场式”“摆拍式”检查也让群众觉得实效不大。

五是订刊观影类多量大、耗财费时。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书刊、报纸、电影票征订成为镇村两级一项较大的经济负担，并且许多刊物订而不用，往往没拆封就当废纸处理。比如，据某某乡镇初步统计，2023年先后订购《中国应急管理报》《法治日报》《老年养生保健天天读》《新湘评论》等刊物，以及《八百矿工上井冈》《何叔衡》等电影共28类，费用约55万多元，其中非党报党刊约17类；另外，某某乡镇2023年订购刊物、电影共33类，费用27万多元。特别是大部分乡镇没有影院，部分偏远乡镇往返县城观看电影往往需要占用多半天时间。

六是阵地建设“劳民伤财”、闲置荒废。通过调研发现，部分职能部门要求镇村两级建阵地、挂牌子、制度上墙、设独立办公场所，并作为检查考核内容，导致镇村两级办公场所难以满足、“牌满为患”。据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2个部门要求乡镇建阵地75个，其中有66个要求独立场所；有12个部门要求村级组织挂牌27种。阵地场所建设不仅需要投入较多财力，并且部分阵地实际使用率不高，形成闲置浪费。据调研了解，仅武装部就需要在村设立武装部办公室、民兵应急排办公室、国防教育室、器材室、兵役登记站、青年民兵之家等6个阵地；再比如，每个乡镇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至少需要投入1万元、每个村实践站至少投入5000元以上，而大部分未发挥太多效用。

七是电子政务各自为政、泛滥之势。电子政务本应便利基层、服务基层，但实际工作中，因强制要求推广、滥用积分排名等情况，让电子政务成为基层的新负担。据初步统计，目前推广到乡镇的APP、微信小程序有湘易办、道交安、河林田长巡护、反电诈、中流击水等20多个，不仅下达了下载、注册任务，还要求定期登录使用、录入信息。比如，道交安每天需登录使用，并上传2条以上信息；河林田长巡护系统，村级“三长”每周均需要开展巡查、上传信息；中流击水每天需要登录使用、转发点赞等。

同时，有些APP白天使用量大、网络不顺畅，干部只能半夜加班上传信息。比如，“湖南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管理平台”由于白天卡顿，只能半夜三更守着系统录入数据。最后，微信工作群类型繁多，查收、回复各类群消息耗时耗力。比如，某某乡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共加入26个微信工作群，某某乡镇某某村妇女主任共加入29个微信工作群，分别涉及平安建设、武装、乡村振兴等工作。

八是属地管理无限放大、有苦难言。部分单位以属地管理之名，向乡镇下压任务多、指导完成少，基层完成难度极大。比如，市场主体培育方面，2023年分配到乡镇的任务共有7038家，平均每个乡镇250多家，许多乡镇层层下压到村、到组，动员村组干部及亲友注册，有些群众甚至不知情就当上了“老板”，并且还存在信息泄露风险；新农合征缴、秸秆禁烧等工作方面，对乡村两级下指标、排名次、纳考核、抓罚款等简单粗暴的手段用得多，进行业务指导、谋划有效措施相对不够。

负担过重，源头在哪？

调研报告提到，2019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来，五年减负之路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基层依然感觉负担越来越重。对此，专班成员归纳总结出这五个方面的症结和根源：

从政策层面来看，部分上级要求与基层实际存在错位。部分政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某些细节方面与基层实际还不尽相符，导致政策在基层“水土不服”、难以推动落实。比如，2019年6月，市政府下发《关于重新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将木塘垸镇6个村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仅1个社区未划入。按照相关规定，高速公路环线外延1公里为禁燃区，而该镇6个村均只有不到10%的农户在禁燃区实际范围，另外90%的农户被“一刀切”划入，不够科学，特别是由于液化气、天然气成本较高，导致群众接纳意愿低、政府控煤阻力大。再比如，对于秸秆禁烧政策，由于秸秆无法处理、禁烧后虫病害增加，群众普遍反感；对于政务APP推广，虽然初衷是为了便民，但在农村留守老人居多、需求度不高等现实情况下，硬性下达指标，给乡村干部带来不小压力。

从政绩观念来看，部分单位出现偏差，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唯上不顾下倾向。减负之所以难，根子还是本位主义思想严重，都强调本部门、本行业工作的重要性，都在基层找“存在感”，都希望基层多来对接汇报，都热衷于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忽视基层的实际情况。有时为了确保本部门工作争先进、出经验，将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于基层减负的要求抛诸脑后，许多非中心工作也热衷于打通知、发通报、搞排名、抓调度，用基层的“辛苦指数”换来本部门的“较高分数”。

从考评机制来看，部分考核“指挥棒”沦为部门“赶牛鞭”。虽然绩效考核方案已经明确了考核指标、事项和计分原则，但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有些部门单位滥用绩效考核“指挥棒”，把“纳入年底绩效考核”作为“尚方宝剑”，随意放大考核权限、考核细则，动辄“恐吓”基层，将平时报送资料材料、落实临时性任务等工作情况作为考核依据，使得基层对于部门下达的任何工作都不敢怠慢。

从基层自身来看，责大权小、事多人少，“一根针难穿千条线”。镇村两级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是各项工作的最终落脚点。但在现行机制下，资源配置倒挂，承担事务最多的乡村一级，却是人财权最弱的一级。优秀人才通过遴选、借调等途径流向上级机关，工作经费需要找上级部门讨要，许多权限下放不到位等等，导致基层如牛负重。

从规定执行来看，基层减负“硬性规定”时常“柔性落实”。基层减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近年来，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相继出台一系列关于精文简会、整治“文山会海”、规范督查考核的硬性规定，但各级对于“基层减负”往往是“平时挂在嘴上，忙时放在边上”，有时为了更好推进工作，未严格执行减负规定要求，让基层减负沦为“纸上减负”“数字减负”。

“解铃还须系铃人，减负降压必须以上率下、上下联动。”这份调研报告最后呼吁，县级领导、县直单位和各乡镇主要负责人带头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展观、权力观，带头将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贯穿工作始终。

对于上级纳入考核、县级无权整治的APP推广应用、志愿活动、学习任务等方面负担，积极向上反映呼吁，争取将不切合基层实际、不利于工作推进的负担，从源头上规范、精简。

另外，全面梳理中央、省、市、县各级各类减负措施，结合桃源实际进一步细化、量化、实化各类精简文件会议、检查考核的举措，让上级减负措施更好地在基层落地见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座谈、书面等方式，广泛征求县乡村三级的基层意见，认真研讨吸收有效建议，让政策更接地气、更贴人心，让政策要求在基层落实更顺畅、无堵点、有实效。

在考核方面，报告建议，根据乡镇的面积大小、人口数量、财力状况、工作重心等基础情况，实行个性化、差异化考核打分，既不让客观条件、工作基础好的乡镇毫无悬念和压力，也不让相对较差的乡镇毫无希望和动力。同时，根据指标性质科学调整计分方式，对党的建设等常规类指标实行排名计分，对招商引资等定量类指标实行目标计分，实现差异化考核等。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上述调研之后，今年4月，桃源县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基层减负的八条要求》，其中就包含精简会议的九项举措，包括严格控制会议频次、会议时长、会议规格和参会人员等。

“九项举措细致具体、可操作性强。”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该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熊潇潇介绍，比如，要求全县层级大会时长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全县层级的会议尽量合并、“打捆”召开，能以视频形式召开的会议不开现场会，已直接开到基层的会议不再重复召开等。相关要求中还明确，要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根据核查情况，县纪委监委适时跟进追责问责。

在经常参与为基层减负专项监督检查的熊潇潇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被基层干部诟病的开会多等现象其实“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现在市里、县里开视频会，领导常说‘本次会议已开到村级，不再层层开会’。上面对精文减会工作态度明确、行动坚决，基层对减会要求肯定落实到位。”熊潇潇说。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桃源县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平均每月参加会议同比减少了62%。同时，桃源县精简资料报送和检查督查工作。牛车河镇三红村党支部书记郭张凯说，以前很多时候开会是为了迎接检查。省里检查，市里县里要先来查；市里检查，县里要先来查，层层开会动员部署。“现在层层迎检少了，会自然也少了。”

原标题：调研报告细数基层减负“八座大山”：部分单位都在基层找“存在感”

编辑：吴思责编：廖异审核：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