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23年慕安会的三点印象？

本报讯：2023年2月19日，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落下帷幕。巴耶列日霍夫酒店门口的安检设备正在拆除，门口堆满了即将被带走的各种仪器。我和我的团队也收拾好行李，赶往机场。在旅途中，我思考了在会议中得到的一些感受，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会议气氛变了。

上一次访问慕安是在三年前，后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我缺席了两届会议。当我再次参加会议时，印象最深的是气氛的变化。在我这些年的印象中，慕安会是一个辩论和讨论的平台。今年，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周年的背景下，会议聚焦俄乌战争。除了邀请乌克兰领导人做视频演讲，还有很多美国和欧洲的政要出席，他们一致批俄罗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未被邀请与会，就连立场不同的德国选择党也被拒绝。这种安排使会议成为一方表达情绪和态度的场所。前几年“西方的缺失”等模糊情绪完全被反俄言论取代。然而，酒店外的抗议声此起彼伏。

美国一如既往的政要学者众多，从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到60多名众议员和近30名政府部门和军方官员。他们在会议内外、线上和线下进行了密集的交流和声明，谈到了俄罗斯对西方的“威胁”，并发誓要支持乌克兰战斗到底。难怪美国人经常引用丘吉尔的名言：“永远不要浪费一个好的危机”。美国显然在充分利用当前的危机来实现重新团结跨大西洋密切关系的目标。

然而，就连慕安会议报告也承认，美欧的兴奋缺乏对第三方国家，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同理心。今年，慕安理事会特别突出了“全球南方”的概念，邀请了非洲、拉美和亚洲多国领导人出席，希望赢得他们对反俄援助乌克兰的认可和支持。但“全球南方”更关心其面临的粮食和能源短缺，也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和平解决，表达了对欧美的不同看法，欧美只关注最后，不谈如何实现和平。另外，会上很多人在强调要重视和争取“全球南方”的时候，并没有把中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有一次用开玩笑的语气评论说，中国显然不是“全球北方”的一员，那我们就做“全球中间”吧。我们在开玩笑的同时，也觉得需要准确定义重要概念。

中美关系更加冷淡。

40多年前，正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经过多年的交流与合作，两国开发者_运维问答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然而现在，一个失控的高空气球被美国用作起点，干扰和影响双方领导人商定的接触安排。在一次晚宴上，我听到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告诉我们，中国是如何利用气球来“测试和挑衅美国”的。我也回应说，如果中国能用失控的气球考验美国，那么平流层风一定是中国的“好帮手”。

经过这场风波，“气球”这个词已经成为国际场合的一种笑料，其他国家的人谈起它都会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感叹美中关系怎么变得如此脆弱。我还被告知，华盛顿今天对中国的态度变得非常严厉，没有人能说出任何有利于中国和与中国接触的话。中美关系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困境。与会的亚非代表普遍对此感到担忧。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应对疫情、促进经济复苏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问题，仍需要中美两国承担责任，开展必要的合作。

在慕安会上，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美国与会者可以说是“反华”，中国的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对俄关系都是他们指责的对象。说到乌克兰，话就更重了。一个美国州长指着我说：“如果中国能直接告诉普京今天停止，战争明天就能停止。”。这个傲慢的人要么是政治幼稚，要么是惯于恃强凌弱。难道你不明白，在一场冲突中，双方还在交战的时候，任何停火调解都必须双向进行，否则岂不是偏袒一方占便宜？事实上，他正试图将欧洲人对俄乌危机的焦虑转向中国。

在我看来，美国改变对华态度和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对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抱有深深的怀疑甚至恐惧，害怕中国拥有更多的世界权力，从而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一位欧洲学者在与我们交流时表示，无论中国做什么，美国对中国的压制态度都很难改变，因为让美国焦虑的不是中国在做什么，而是中国本身的存在，让欧洲焦虑的是中国在做什么。的确，欧洲对中国也有很多抱怨和看法，但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克服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中国和欧洲需要交流。

在柏林和慕安会的交流中，可以感受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在加深。主要原因是当他们因乌克兰问题陷入深深的安全危机感时，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缺乏了解。

中央外宣办主任王毅在慕安会上做了系统发言和答问，全面阐述了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态度，态度中明确强调了和平解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的讲话在欧洲广为传播，各方对中国即将发表的旨在促进和平的立场文件寄予厚望。

在对华政策上，欧洲人受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很大。德国也在制定自己的中国战略，其中之一就是将中国定义为“制度上的竞争对手”。这个英语短语的准确中文翻译有些困难。系统的一词有“机构的”、“系统的”、“全面的”多重含义。欧洲人明显指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此外，对抗的含义比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使用的竞争一词更重，具有非此即彼的零和意义。

在与德国官员和智库的讨论中，我们聚焦于中欧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反复质疑德国与中国进行“制度竞争”的意图，并要求解释其最终的竞争概念。有趣的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或者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我说，你是不是提出和中国进行一场“制度竞争”，目的是竞争制度的优劣，就像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人才竞争”一样？如果不是，德国设想的是“制度替代之争”吗？冷战后，西方试图向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留下的不是战争就是社会创伤。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绝不是任何外力可以撼动的，也不是其他国家可以轻易复制的。

虽然德国人甚至其他欧洲人很难在意识形态上认同中国，但我们所到之处，各方不仅不抵制交流，反而非常欢迎和期待。他们对中国的欧洲政策感到不解和困惑，他们会提出一系列问题让我们解释。代表团成员在德国媒体上接受的一些采访受到了极大关注。很多人表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很少有机会直接听到中国人介绍和解释国家的政策和做法，导致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更多地受到偏见的影响。他们认为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阶段，矛盾和分歧经常会给合作蒙上阴影

的确，中欧关系中的一些矛盾看似死结，但既然是死结，就有解决的办法。关键在于能否真诚相待，坦诚沟通，付诸行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欧关系事关全球格局的稳定和亚欧大陆的繁荣，值得双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发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