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从美国回家 他在ICU里陪伴重症的父亲？

纸媒消息：2022年12月28日下午，时隔三年，张淼在四川成都某三甲医院呼吸与重症病房见到了父亲。我57岁的父亲是新冠肺炎的一名重症患者，他仍然处于危险期。

他抱住父亲，立刻哭了起来。他觉得父亲老了很多。他的父亲没有白头发，但他的鬓角有更多的白头发。

张淼今年27岁。三年前，他在美国完成学业后，留在了纽约的一家公司。因为疫情，他三年多没回国。

直到美国东部时间2022年12月23日早上，妈妈打来视频，向他转述了医生的话：爸爸的病情不容乐观，肺部感染接近白肺，呼吸衰竭也很严重。他的情况应该让所有的家人都知道，让所有的家人都有心理准备。

张淼感到错愕。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强壮，几乎没有去过医院。起初，他得知父亲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他以为只是“感冒”，结果发展成了危重病，始料未及。像许多试图熬过这个冬天的危重病人一样，我的父亲从救护车上被转移到急诊室，然后又被转移到ICU。他远在张庙，想买药和制氧机。起初，他只能通过与母亲交谈来了解父亲的病情，但两地的时差和病毒的未知发展让他“慢了一步”。

2022年12月24日，没有任何犹豫，张淼登上了回家的航班。他希望能为父亲提供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持，并像医生说的那样尝试所有的方法。

幸运的是，经过22天的ICU治疗，父亲肺部感染已经吸收，血氧值、血常规、精神状态都在向恢复的方向发展。1月10日，办理了出院手续。

这是张淼三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父亲生病后，张淼说，他认为亲情是理所当然的，亲人之间也会有亲情。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亲情带来的天然的责任感和羁绊。

文中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为视觉中国资料图。

【以下为张淼口述：】

父亲今年57岁，在成都从事教育行业。工作上和他接触的人很多。放开之后，感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发展成了大病，我一开始也很震惊，因为他没有什么基础病，每天都走路锻炼。除了每年的体检，在我的印象中，这几年几乎没怎么去过医院。

12月15日，父亲抗原阳性，身体出现发热、咽痛症状。当时我给家里打了个视频电话。他状态很差，躺在床上，声音嘶哑。我说，爸爸，你一定是被感染了。他告诉我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瞒不住。

由于疫情，我已经三年多没有回国了。本科毕业后，我去美国读研究生。2020年硕士毕业后，我留在了纽约的一家公司。

每年都有几次回国的想法，但是一查机票价格和国内当时的防疫检疫政策，想到回国后可能会变成红色代码，没有办法回美国，就被劝阻了很多次。

12月初，当我得知中国放开的消息时，我与父母的联系更加频繁，从每周三四次到每天一次。美国比中国早开放两年。我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感染，身边只有两个朋友没被感染。

所以我给父母的建议是：每天摄入足够的维生素C增强抵抗力，多吃水果和肉类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家里放点退烧药。但我后悔没有提醒他们买血氧计。

在感染的前三天，父亲出现了和大多数人一样的症状，比如发烧、喉咙痛、乏力，需要卧床休息。吃了退烧药后，第四天，他甚至出去买菜，回家做饭。我以为他正在好转。

但在第五天，他的病情恶化，出现胸闷、气短、无力咳痰、呼吸困难等症状

其实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父亲已经严重缺氧或者肺部感染了。因为父亲之前没有肺部问题，家里也没有血氧仪。我在美国的时候，周围人的症状都比较轻微。

北京时间12月20日上午，父亲感染的第六天，母亲告诉我，父亲的症状没有好转，似乎加重了。我当时很紧张。我妈妈和我都觉得我们必须去医院，我们不能让他来。

那天午饭后，妈妈带着爸爸去了最近的二甲医院。他走路很勉强，从进医院那一刻就开始吸氧。没有呼吸机，他的血氧值是69，随时可能昏迷。

在医生看来，由于父亲一开始并不知道缺氧的情况，没有采取吸氧等治疗措施，耽误了两三天，导致病情有些危急。

医生让他妈妈联系120。能去大医院就去大医院。万一病情有变，她可以有更好的抢救条件。当时我妈也感染了，身体比较虚弱。她在医院陪了父亲一夜，父亲还是不见好转。

从我家开车到省里最好的三级甲等医院要一个多小时。当时父亲的病情离不开氧气只能等120转运。母亲前一天晚上联系了120，排队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才把车辆调过来。

12月21日9点，父亲被120送到三甲医院。我母亲向我描述说，急诊室里所有能看到的空间都被利用了。走廊、过道、诊室门口都是排队的病人。症状较轻的患者仍可靠墙站立。像我爸这种受不了的病人，就租个轮椅坐在旁边，家属排队。

当时医院没有床位，父亲只能坐在轮椅上用制氧机吸氧。当时他的血氧值超过80。

母亲在急诊室排队等了八九个小时，直到下午近6点，医院才安排父亲进入急诊室。也有亲戚去医院帮忙，因为要填很多表格，还要交各种检查项目的费用。我妈55岁了，看事情比较迟钝，一个人很难想通。

家属不允许进入急诊室。里面的病人太多了。如果家属进去，就没有房间了。晚上给爸爸发视频，爸爸手机抖了。视频中，一排排都是床。他说：“我的大脑昏昏沉沉，我想睡觉。我真的不想谈这个。我觉得好难受。”他没说几句话就挂了电话。

12月22日上午，医生给我父亲做完了胸部CT，说半个肺紧贴白肺，肺部有多发炎症，玻璃体阴影，水肿，胸部增厚，心脏增大。结论是他情况危急。然后父亲就被转到了ICU病房。

ICU病房是六人间。一般情况下，家属是不允许进ICU的。但当时医院病人太多，医护人员负担太重。所以医院制定了一个政策，允许每张病床有一名家属陪护，帮助病人喂食，擦洗身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活护理。只要随行家属进去了，就不能出来。出来的时候不能进去，中途不换人。

我妈当时表现不好，还在咳嗽咳痰。但是那种情况也没什么事情可做，我妈就进去陪她了。ICU六张床六个家属共用一个卫生间，白天共用一把椅子，晚上睡简易折叠床。

刚进ICU的前几天，父亲一天要输液八瓶，有消炎药、保肝药、激素治疗药、免疫球蛋白，还要验血、打针。

美国东部时间12月23日上午，我决定回国。因为我妈在一段视频里告诉我，那天医生跟她谈过，我爸的病情不乐观，肺部感染挺严重，接近白肺，呼吸困难

我也很担心。医生说，对于我父亲这样的病人，精神上的支持可能也会有效果，这也是我回来的原因之一。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爸爸工作忙，陪我的时间比妈妈还少。但是他尽可能的关心我。每次出差，他都会做好饭，出差回来给我带礼物。

我上大学后，因为物理距离，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我一般在东部时间晚上给家里打电话，这个时间对应的是北京时间的早上。我和我妈视频的次数比较多，因为我妈退休了，我爸还在上班，我只有周末才有机会和他聊天。

决定回国的那天晚上，我几乎完全没有休息。我在全网各种平台上查了一下：“新冠肺炎的重症是怎么治疗的？用了什么药？有哪些治疗方案？病情发展如何？”整晚坐在床上收集信息和数据。

网上的治疗建议基本都提到了激素治疗、免疫球蛋白、消炎药和新冠肺炎特效药，也就是国产的阿夫定片和辉瑞的帕昔洛韦。我妈还问我能不能开车去美国的Paxlovid带回国。

但是纽约对药物的管控比较严格，医生需要证明自己是高危患者，很可能会变得严重。例如，只有在长期吸烟或患有基本呼吸系统疾病并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医生才会开出这种处方。

之前在美国没接触过这种药。后来加州的朋友帮忙开药，加州的药品管理比较宽松。医生开好处方后，自己去药店拿药。12月24日，我去加州拿了两盒帕罗西汀，然后从加州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12月26日晚到达成都机场，从加州到香港，再转机回成都。包括从纽约到加州的300美元航班，机票是51200美元。

办完入境手续就直接去了隔离酒店。因为当时成都还在执行集中检疫两天的政策。

在见到父亲之前的那几天，我很焦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我会在脑子里想象一些可怕的情况，越想越绝望。我自己的性格是，当问题出现时，我会投入到那个问题中去；白天要处理请假申请，工作交接，签证手续，手机漫游，去加州拿药，买咳嗽药，发烧药等等。

因为在国外，感觉每一步都很慢。我得不到第一手资料，需要妈妈传达给我；十几个小时的时差，会有一种想做的事不能及时完成的感觉。

12月28日下午，时隔三年，我终于见到了父亲。

他虽然没有力气，带着呼吸器口罩说话，声音很小，但是很清醒。他很高兴见到我。他躺在床上，我抱着他。当时我突然哭了。我从未见过我父亲处于这样的状态。我感觉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老了很多，两鬓白发，因为我父亲并不算很老。在这次生病之前，他没有一根白发。

我父亲当时还没有脱离危险。我很害怕，一直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说话。但是父亲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他很好。

我妈告诉我，她告诉我爸我要回中国的那一刻，他眼里有光，一下子就很开心。我和我妈都认为我这次回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给了父亲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他的康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这家三甲医院当时的ICU政策是不允许第二位家属进入的，以免打扰患者休息。我们恳求医生，以“换陪护”的名义，我短暂的进去看了父亲一个小时。

12月29日，父亲状态稳定，血氧饱和度没有下降。他拍了x光胸透后，医生又和他母亲谈了一次。医生说父亲肺部的炎症还没有吸收，肺部可能还没有好转。不排除病情恶化，突然需要插管。

在母亲看来，父亲每天至少会有一个新的进步。比如今天血氧值达到95，他可以多吃一口水果。但是肺部炎症的改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他可能精神状态很好，但是肺部的炎症并没有被吸收，甚至还在扩大。

也是在那一天，父亲听了医生的建议，在家属同意书上签字后，使用了帕罗西汀。虽然父亲已经感染了十多天，错过了吃药的最佳时间，但所有可用的治疗方法都试过了。很难说到底哪种方法有效。

2022年12月30日，张淼父亲的呼吸机参数。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12月31日，我再次看望父亲时，觉得灵活执行医院政策的空间更大了。我和父亲在重症监护室呆了一下午。父亲开发者_运维技巧的状态更好。他醒着的时间更长，话也更多。他并不是真的想睡觉，而是长时间睁不开眼睛。

2023年1月1日，我在社交媒体上问道：新冠肺炎是如何在重病中脱离呼吸机的？当时父亲已经可以说话，吃饭，戴氧气罩，血氧值98。希望他早日康复出院，但康复出院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摘掉呼吸机。我有点焦虑，心想，第一步怎么这么难？

把父亲的经历发在网上，也是人在绝望的时候，尝试一切的一种方式。也许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想法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和启发。

1月7日，父亲做了胸部CT扫描。医生发现他肺部感染吸收了，炎症在向痊愈的方向发展，验血报告结果和精神状态也在好转。我以为他可以摘下呼吸机，用制氧机吸氧。

脱离呼吸机后，父亲逐渐可以自己坐起来，在田间走一两步。1月9日，医生判断父亲已经达到出院标准。第二天早上听我妈说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我拿着提前在网上买的制氧机带爸妈回家。医生说，父亲回家后要继续使用便携式制氧机吸氧。如果十天后在医院没有问题，就可以断氧了。

制氧机是去年12月底买的。当时提前出院的人告诉我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家。我们买它是为了确保它能在他离开医院之前到达。父亲回家后，除了吸氧，还需要休息，不能剧烈活动，不能着凉，饮食要清淡。

说实话，父亲的病把大家都吓坏了。现在每天，他都谈论健康问题，并制定一些计划。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

心态上也有一些变化。我曾经以为亲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亲人之间也会有亲情，却没有意识到亲情带来的天然的责任感和羁绊。当亲人遇到紧急情况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无论用什么手段，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尽快回到他身边，给他最好的、一切可以得到的治疗，让他快点好起来。

三年多没回家了，我觉得唯一怀念的就是和家人在一起的陪伴。对于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成为社会现实。但是，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逐渐下降。我也是独生女。如果他们出了什么事，真的让人很焦虑，很无奈。

这也让我重新思考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之前我觉得期待出国很久是可以的，回国也是可以的。现在我可能更喜欢后者。

我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回美国。我想这取决于我父亲的恢复情况。

今年春节，我和爸妈在家安安静静的过。我父亲现在的状态不适合进厨房。我妈妈会做饭，所以我会帮她。